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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巡展是继辽宁大连鲁迅美术学院艺术博物馆、湖北武汉美术馆、湖南长沙美仑美术馆、四川成都市美术馆举办后的第五站。展览以20世纪40至50年代为历史坐标，系统梳理新中国设计的生成路径与发展脉络，重点呈现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与建构、设计教育体系的演进，以及民族风格在现代语境中的形成机制。作为巡展项目，展览秉持总体史的策展视野，在每一站持续吸纳举办地具有代表性的设计作品与文献档案，使学术结构更为充实、叙事层次更为饱满，既不断夯实“新中国设计”这一学术命题的论述基础，也让不同城市的历史经验在同一框架中彼此映照、相互照亮。希望借由这段设计史的再呈现，让更多公众理解设计与时代的深层关联，进而激发更广泛的社会共鸣与文化认同。

　　出席开幕式的嘉宾有：上海图书馆副馆长林峻，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教授于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直属党支部书记韩文超，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长赵书雷，中央美术学院校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秦建平，杨浦区定海路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李荣，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毛冬华，上海大学美术馆馆长马琳，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沈弘，上海市徐汇艺术馆副馆长王莹，上海市原创大师工作室领衔大师刘维亚，上海资深设计师、上海美术学院“百年上海设计工作室”特聘研究员赵佐良，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设计系主任闻晓菁，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周博，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设计部主任、副研究员纪玉洁，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陆丹丹，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李艾霞等。

　　中央美术学院自建校以来，始终将学术建设置于国家发展与社会文化进程的时代坐标之中。就设计学科而言，我们既强调面向现实的创造能力与实践担当，也始终坚持以史学研究与理论建构来夯实学科根基，在回望来路与面向未来之间，确立清晰可持续的学术方位。展览“新中国设计的诞生”正是在这一脉络中的一次集中实践。它以展览作为研究的呈现方式，以档案与实物作为历史的证据，以公共传播作为知识转换的路径，从而回应设计何以成为时代之器、社会之用、文化之象的核心命题。

　　本次展览以总体史的视野，系统梳理并整合分散于全国的设计实物、文献与档案，建构具有历史纵深与叙事张力的策展结构，生动呈现新中国早期设计较为完整的发展图景。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我们得以重新认识设计作为社会转型重要组成部分的深层逻辑，即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针指引下，设计如何参与国家视觉体系的建立、如何推进工业化进程，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并塑造大众审美与生活方式，最终在公共经验中沉淀为可共享、可传递的文化记忆。

　　今天，展览来到上海，我愿称之为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学术回望与思想还乡。在近现代中国设计史的叙事格局中，上海始终占据着独一无二的重要位置，这里既是工业生产与技术体系加速成型的重镇，也是出版印刷与报刊传播高度发达的媒介之都。既见证商业美术与现代广告的兴起，也较早形成城市公共空间的视觉秩序。更为重要的是，上海在工商业体系、出版传播与教育机构的合力支撑下，形成了现代设计职业体系的实践场，并由此孕育并汇聚了庞薰琹、钱君匋、蔡振华等一代重要设计力量。若说延安更多标示了设计“人民性”与“革命性”的思想源流，那么上海则以其高度社会化、体系化的实践机制，成为中国设计现代性展开的关键引擎与重要舞台。

　　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新闻出版的发源地，亦是现代设计思想与实践孕育、勃发的重要中心。书籍装帧、报刊版式、广告招贴等设计的需求与实践，伴随着现代出版业的繁荣而日益勃兴。无数设计师与出版人一道，将美学理念、视觉语言与时代信息熔于一炉，通过纸张与印刷，将新思想、新文化、新生活的图景传播给亿万大众。本次展览，是我馆与中央美术学院合作的成果。希望本次展览能如同一座桥梁，连接起历史的厚重与未来的无限，激励新时代的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领导下的陕甘宁、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统一改为解放区，并在解放战争中逐步扩大。而在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美术和设计经验，则随着进军全国的步伐很快影响至全国。当然，延安美术对于新中国设计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新年画为代表的宣传性平面艺术。随着对全国各大城市的解放和接管，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为代表的官僚资本被没收成为国营经济，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则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中国近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中所形成的设计知识和经验也成为新中国设计的重要源泉。

　　对于新中国来说，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就是把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实现工业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了关于新中国城市功能的顶层设计，即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的城市，《共同纲领》更是强调将重工业作为新中国工业发展的重点，这些原则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积极的工业化”政策中得到坚决地贯彻和落实。可以说，无论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规划和改造，还是西安、成都等八大重工业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乃至于工矿企业和工人住宅的设计，都是国家工业化顶层设计的延伸。在积极的工业化这个大背景之下，从国之重器到民生日用，新中国设计的大幕徐徐拉开。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棉纺织业为主体的纺织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意义非凡。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公私合营和经济改组，纺织行业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实行统购统销、选样定产的计划生产管理体制。以上海为中心，诞生了经济、美观、实用的花布设计与丝绸设计创新，纺织业的发展既保障了人民衣着，又通过丝绸等高档纺织品的出口创汇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服装领域，“增产节约”与“旧衣改制”是日常服装设计生产的主题，与此同时，“美化服装运动”与民族风格的探索也在服装设计界和行业内部悄然兴起，时装的面貌呈现出中西混杂、新旧交融的局面，反映了中国人民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与向往。

　　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个思想主张后经《共同纲领》确立为新中国文化教育的总纲，对新中国的设计和设计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以北京的十大建筑为代表，新中国的设计师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一总的方针的指导下，坚持实用、经济、美观的基本原则，尊重科学、尊重实践，与建筑师、工程师和建筑工人通力协作，创造出了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的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