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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企业不断创新赛道及竞争手段,这对平台的规制提出了新挑战。“根据我们今年开展的调研,涉平台治理案件的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二庭庭长张连勇介绍,北京互联网法院成立7年来,和平台治理与自治相关的案件数量从每年3000余件增长到2024年的9000余件。案件主要涉及5方面:一是平台规则制定和修改引发的纠纷;二是平台处罚,包括罚款及封号等处罚的合理性问题引发的争议;三是经营主体信息审核疏漏问题;四是商标标识管理问题;五是纠纷解决机制问题。
私域直播是2024年以来电商领域很受追捧的细分赛道,但由于其野蛮生长,也广受诟病。“针对私域直播平台的营销,在实体法的适用、责任的认定、主体身份的确认、行为模式的定性等方面都存在挑战。”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文华表示,跟传统电商相比,私域电商的营销场景、获客方式均不同,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商品质量保障、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等方面,对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企业的公平竞争权以及数字经济市场秩序等具有更大的侵害性。
今年“双11”,虽然很多平台采取了延长促销周期、提升服务水平等措施,但能够让消费者体验显著提升的措施仍然是如何让消费者便捷、实在地获得各种补贴和优惠。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刘继峰认为,平台强制低于成本价格的认定仍是目前平台规制的核心难题。“低于成本价格问题目前涉及3部法律,包括《电商法》、正在修订的《价格法》和前不久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行政执法过程中,3部法律对这一行为的执法手段,包括处罚力度不完全一致。”刘继峰说。
“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监管方式受到冲击,必须构建起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监管方式。”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张道阳表示,信用监管的逻辑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和管理预期,数字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信用信息从被动公示到主动洞察提供了可能。大量消费数据的汇集、碰撞和波动可以让监管机构及时发现问题,进行事前预警、事中干预,主动开展监管模式跨越。张道阳认为,构建一种常态化的市场监管方式,首先要让守法诚信、公平竞争成为每个经营主体的稳定预期,其次要处理好3种关系,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治理效果和行政成本的关系、传统经验和数字转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