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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是对正在涌现出来的全新模式“嗤之以鼻”，比如当年微软的CEO鲍尔默（SteveBallmer）对苹果手机的嗤之以鼻。2007年，被问及对iPhone发布的看法时，鲍尔默毫不掩饰地大笑起来，认为它太贵，而且没有键盘，算不上是一台好用的邮件设备，根本无法满足商务人士高效输入的需求，完全不可能赢得像样的市场份额。事实上，仅仅几年的功夫，iPhone就引领了智能手机的潮流，而微软基本上退出了智能手机的市场。

　　第二种则是缺乏对改变背后深层次逻辑的认知。比如，诺基亚在2007年并购车载导航系统全球领先者Navteq，以为这种合作是强强联合，将其在车载系统中的领先带到移动互联时代。殊不知，在“范式转移”实现之后，智能手机成为了全新的人机交互平台，手机上的每一个应用都能够替代一家原先的大型公司。诺基亚这场失败的并购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在“范式转移”的当口，线性思维根本无法对抗指数级增长。从线性思维来看，应对变化最好的方式是强强联手，是跨界联合，但这无法阻断指数级增长所带来的爆炸性冲击，因为这种冲击会打碎此前固有的商业逻辑。

　　恰恰因为商场中存在太多的后知后觉，才会不断涌现出来大卫战胜歌利亚（以弱胜强）的故事，让创新公司能够去挑战在位者的统治地位。最近的一个例子是OpenAI的ChatGPT在2022年11月的横空出世，对此前在AI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谷歌、Meta、微软和苹果发起挑战。微软的应对最快，通过大举投资与OpenAI深度绑定；谷歌则是立刻战略调整，将内部相互竞争的两大AI团队谷歌大脑和DeepMind整合；Meta也从全盘投入元宇宙迷途知返；苹果则略显滞后，原本与消费者的纽带最强，却迟迟无法为智能助手Siri换上AI大脑。在AI的战场，巨头们对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AI的后知后觉，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在OpenAI的探索成功之前，没有在这一领域投入大量的资源和人力，其背后则折射出大企业对于自身内部创新本能的“免疫反应”。

　　十年前，《指数型组织：打造独角兽公司的11个最强属性》刚刚出版的时候，仍然是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变化正在发酵的时候，当时已经有了一些端倪，比如线性增长与指数级增长之间的区别——从一款APP上线到赢得一亿用户的时间越来越短，ChatGPT只用了不到一周；再比如虚拟数字世界中网络效应带来的边际收益和规模报酬同时递增的效果，因为在虚拟数字世界中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而网络效应带来的连接和带给平台两边——即用户和服务提供商——的效用却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

　　十年后，《指数型组织2.0》提供了一个更新的框架，让我们更全面、整体地去思考AI赋能的商业模式大变革。书中提出了两组指数型组织的概念，分别是：对外的“SCALE”，即按需使用员工、依赖社群与大众、AI与算法赋能、杠杆与共享资产、参与感；对内的“IDEAS”，即界面、仪表盘、实验、自组织、社交技术。作者也对指数型组织做了定义：一个目标驱动的、敏捷的、可扩展的组织，使用不断加速的技术将产品和服务数字化、去物质化、大众化和去货币化，从而使其效能比非指数型组织高10倍。

　　第一个维度是组织的扁平化和组织边界变得模糊。组织变革第一组概念“SCALE”中的前两点，按需配置员工（Staff-on-demand）和依赖社群与大众，就是在强调这种组织的变化。结合杠杆与共享资产，未来的组织一定是资源与人力共享的时代。但未来到底是“零工经济”，还是“灵工经济（Gigecono－my）”？从“零工”到“灵工”，背后需要一系列思维观念的改变。“零工”把人等同于资源，会让人质疑AI时代是否能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甚至不是就业岗位。“灵工”则强调个人的主动性，不再是依附于和具体企业的羁绊，可以灵活选择自己想要投入的努力。

　　“异步”的意思是每个人可以在自己选择的时间专注于特定的工作，而不用花太多时间在即时响应上。想象一下晚上或周末需要即时回应老板微信的场景，能异步工作其实体现了极高的价值，也会重塑职场文化。除了异步之外，不同于即时通讯，智能体可以持久地保持协作过程中的所有信息、背景和决策逻辑。换句话说即时通讯表面上增加了沟通的速度，本质上让沟通变得更加碎片化，缺乏整体性，也缺乏思考的空间。这也是传统协作工具的通病，无论是邮件、文档、聊天记录，都往往将信息碎片化，智能体的好处则是可以维护统一的数据库，保留完整的上下文，让每个人都能获取全面的项目视角，让对齐变得容易得多。

　　第一，“去货币化”不足以概括指数时代全新的商业模式。《指数型组织2.0》中特别提到了“去货币化”这一概念。整体而言，去货币化对应的其实是移动互联网平台经济时代以“免费”为特点的注意力经济的商业模式——即消费者的注意力才是广告商最在意的商品。在智能时代，注意力经济一定会被解构。如果我们用普惠来理解去货币化，它的确有一层智力平权，AI服务越来越便宜的优点，但驱动智能经济时代发展的全新定制化——满足个体多样化需求——的商业模式需要重新引入“付费”的概念。

　　第二，从“零工经济”到“灵工经济”，需要重塑对职业的定义，需要推动每个人重新思考何为职业发展，并建构相应的安全网络。在《2049：未来10000天的可能》中，我和凯利深入分析了AI与人的关系。这组关系可以用两个大的问题来解答。AI到底是会替代人类的工作，还是赋能人类的工作？AI到底会是中心化的，还是去中心化的？两组问题会推演出四种各不相同的可能：中心化的AI替代人类的工作，这很像科幻小说常见的黑色乌托邦，庞大的平台型企业因为拥有中心化的AI而控制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反面是去中心化的AI让每个人的工作都更加有效，这将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世界；此外，中心化的AI赋能人类的工作，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能看到巨大的效率提升；去中心化的AI替代人类的工作，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资本和劳工这一对社会中最根本的关系又将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第三，指数级增长是内生动力，还是资本催生的泡沫？指数级增长似乎适用于虚实共生的世界，但其发展本身到底是资本驱动，还是商业逻辑的驱动？我们不能脱离投资来讨论指数型组织的发展。举一个例子，曾经担任OpenAI首席科学家的苏茨克维（IlyaSutskev－er）在离开后于2024年创建了一家名为安全超级智能（SafeSuperintelli－gence）的公司，没有任何产品，仅凭苏茨克维在业内的声望（AI教父辛顿的弟子）就以50亿美元估值募集了10亿美元，可谓出道即“独角兽”。而曾经一度被资本追捧的WeWork的故事也一再提醒我们，仅凭一个好的商业故事并不能真正带来指数级的增长，以分享办公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必然受到物理增长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