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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是历史现场，是直接、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更是不同于报刊、图书的唯一原始记录。在档案未公开之前，就某个历史事件的叙述，通常会有两个版本：当事人自述和后人（亲属、知情者或研究者）追述。这二者之间会出现模糊地带，使叙事文本表述出现混乱。尤其是个人立场不同、认知差异，叙事者双方会产生矛盾、对立，甚至分属两派，各执一词。一旦打开原始档案，事实呈现即可化解矛盾，如法官依证据定案，简单明快。档案是原始记录，但不一定是唯一的确凿证据，相对于其他日记、书信、自传、回忆录，却是最可信的。作家档案也可造假，但相对于作家的日记、书信、自传、回忆录的个体随意性书写，限制性又是档案的特性之一。这就需要互证。
查阅档案，从事文学研究，如同开“盲盒”、抓“纸牌”，未完全打开之前，根本无法知道藏在其中的到底是什么。就周作人档案的发现而言，在相关历史真相大白的同时，我可以从“现场”出发，对他重新进行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学术研究者的话语权是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的，已有“心理史学”的推测、假设（历史本来是不容假设的）在事实真相面前自然被消解。自传或回忆录更是不可靠，只有约百分之五十的可信度。这是我多次利用档案互证后得出的结论（新披露的档案可见《史料与阐释》第十辑中沈卫威《周作人事伪档案》，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24-192页）。
大家喝茶时叶先生才对周讲他此次回平除了安排家属南行，看望一下老朋友们，还负有特殊任务。他一五一十说来，周微微颔首倾听。叶先生讲完，周说他对北大和中央研究院对他的关怀十分感激，可是“在北平如果每月有二百元就可以维持生活了，不必南行了”。他讲到举家南迁的种种困难，说：“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人都要我养活，老三一家也靠我养活。”（我听到他提到自己的母亲时竟然说是“鲁迅的母亲”很觉着惊愕，以后和他谈话谈到南行的话题时有两三次他谈到周老太太时也是说“鲁迅的母亲”。）……
周作人每月负担养母亲的钱是十五元。其母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去世前，留下遗嘱，将这十五元转留给终身服侍她的大儿媳朱安（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0页）。大哥死后，许广平从周树人的版税中每月给母亲及朱安生活费。随后许广平被日军抓进监狱，费用短暂中断。替周家三兄弟服侍母亲的朱安，该不该给她口饭吃？周二所住八道湾的大宅，更多是周大出钱购置的，兄弟同住时，周大养家的钱出得最多。周大已去世，本该一风吹，是云化作雨，周二却抛出“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人都要我养活”这样的话。
周作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多次将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被枪击事件说成是日军所为，说：“日本军警方面固然是竭力推给的特务，但是事实上还是他们自己搞的。”（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43页）他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当时就知道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参与整个刺杀计划，并且校长司徒雷登保护并放走了学生（刺客），所以他断然放弃燕京大学的教职，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接受了伪北京大学的聘书（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已迁至昆明，组建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据宋雪的《周作人落水事件再解读——以燕京大学档案为中心的新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4期）所示，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受军统平津站特工指使，平津学生“抗日锄奸团”燕京大学小组组长宋显勇（大一学生，化名卢品飞）组织、策划，成员李如鹏（南开中学）、赵尔仁（天津新学中学）与范旭（燕京大学大一学生）到八道湾周作人家中开枪刺杀周作人。刺杀没有成功。一月二日，日军扶植的华北警察署侦缉队，派三名便衣警察进驻八道湾周作人大院“护院”，并随时保护周作人出行，直到日军投降。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八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汤尔和病逝，十四日，周作人参加汤尔和的追悼会。第二年四月十四日，周作人在访日期间，又以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身份，参加了兴亚院、东亚文化协议会联合召开，兴亚院署理总务长官经济部长宇佐美隆彦主持的“前会长故汤尔和先生悼会”，与东亚文化协议会副会长平贺分别致辞，对汤尔和大加吹捧。他说对汤尔和“时时敬慕”，称道汤尔和“不仅是一位学者，一位大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非常的硕德者”，“巍然逆立于滔滔的浊流之中者，在我中国，则非推故会长汤先生为第一人不可”，说“事变以后，立刻坚决地主张非复兴文教不可，不顾危险挺身而出的，祇有汤先生一人而已”，即 “深知非以日本为模范去应付新时局不可”。（二史馆二〇〇五—6376《前会长故汤尔和先生追悼录》，第14页）
四月二十六日，王揖唐密函，令周作人以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身份，陪同汪精卫赴新京长春（参加日军扶植的伪满洲国成立十年庆典）的经费核拨文书卷中，就有周作人计划带一人（教育总署秘书黄公献）前往大连迎接汪精卫并陪赴新京长春前，于四月三十日领取五千元后的密呈。随后，周作人带随员陪同汪精卫转赴南京，又有五月四日密函显示领取三千元旅杂费。同卷还有周作人五月七日到达新京长春后，八日给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的电报。行踪及费用，有多份文书，详细记录在案。在这次陪同汪精卫行动前的准备工作，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涉及行踪、金钱，往来均为密函、密呈。在文书传递的“事由”一项中，特示为“密不录由”。周作人五月二日赴大连途中，又有日本官员同行，他的行动处在日军保护之下。
两百多卷档案文献，显示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期间的四个基本的工作重点：一、服从并执行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全面推行的日化教育；二、帮助日军，强化对华北军事、教育、科技、文化的殖民统治，并配合日军的第五次“大扫荡”（“治安强化运动”），到井陉、彰德、石门视察；三、宣传并推行日军对亚洲各国军事侵略的所谓“大东亚圣战”，是反抗英美殖民者入侵的大亚细亚主义，是解放亚洲各国人民；四、率领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两次到医院“慰问”侵华日军的伤病员，并捐款。
周作人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间每月得四千二百元（两年实得十万零八百元）；一九四三年一月得六千二百元，二月的月俸一千二百元，公费得一千六百零七元一角四分元，合计为十万九千八百零七元一角四分元。也就是说，周作人出任日军扶植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有明确记录的账面、日记显示，共获取近十一万元。赴日及出京视察所得未见显示。加上随汪精卫长春之行时所得八千元，南京就任伪国民政府委员之行时所得六千元，合计十二万三千八百多元。这自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周作人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率领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两次到医院“慰问”侵华日军的伤病员，并捐款一千元。（《周作人年谱》，第614页）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在赴井陉、彰德、石门视察汪伪政府发动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日伪军对晋察冀的第五次大扫荡）及教育工作时，于二十一日，访石门日本侵华日军宪兵队、特务机关及伤病院，为日军伤病院捐款五百元。（《周作人年谱》，第645—646页）
日军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多大的灾难，中国军民死伤多少，周作人从不在文章中叙说。因为他躲过了战争的苦难，也不知国人深重的灾难。我虽无法计算出中华民族在这场灾难中军民的死伤人数，但我可以计算出周作人“落水”后的金钱收入，为侵华日军伤病员捐款多少。一身“落水”一段孽缘，以后的岁月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周作人，一直不停地为自己“落水”辩解，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给周恩来写信，把旧政权“戡乱”、刺杀他的“特务”与他“落水”“失节”不为旧政权“守节”扯到一起：“我不相信守节失节的话，只觉得做点于人有益的事总是好的，名分上的顺逆是非不能一定，譬如受国民政府的委托去做‘戡乱’的特务工作，决不能比在沦陷区维持学校更好。我的意见有些不免是偏的。与敌人合作，在中国人中间大概是很少的，虚与委蛇不能真算是合作，若是明的暗的抗争，自然更不是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宪兵占领燕京大学，以该校师生宣传、组织抗日为由，相继拘捕、关押了校长司徒雷登、各机构负责人及著名教授张东荪、陆志韦、洪业、邓之诚、 陈其田、赵紫宸、赵承信、刘豁轩、林嘉通、蔡一谔、侯仁之、周学章等，抓捕了孙以亮（道临）、刘子健等十一名学生。其中刘子健等学生均遭受严刑拷打。这是“教育督办”周作人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一年曾连续执教过十年，并在一九三八年又以“客座教授”名义任职半年的大学，这些教授多是他之前的同事。作为“教育督办”，周作人并未出面营救，却称自己“在沦陷区维持学校”，“在沦陷中替学校或学生做的一点一滴的事”。
我年少习医不成，转做文学“侦探”，破解心术，掌握关键，为作家立传，却难逃传主家属为长者讳的人事恩怨和是非纠缠。因周作人是业师任访秋的研究生论文指导教授，起初我对周二的阅读兴趣大于周大。四十年前读港版《知堂回想录》，文字之工，心绪之巧，史实之繁，我既感觉风动、树动、幡动，更触摸到苦住庵周二的恶相心动。细看其笔下一花一叶，多一云一雾弥漫，别人不疑处我却有疑，直觉有鬼有诈，曾想一探究竟，却不得门径，随即转向为胡适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