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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历时两年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作出判决：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等7名被告人被判绞刑，另有1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1954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署组成侦处日本战犯工作团，对关押的1109名（关押期间死亡47名，实际处理1062名）日本战争罪犯展开侦查处理工作。1956年5月至8月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45名日本战犯作出了起诉决定，对1017名日本战犯作出了免予起诉决定。

　　在赵玉蕙看来，与其他团队相比，中国检察官团队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向哲濬电报里说的“事繁人少”。庭审大量案件涉及中国，而在战火初平的中国搜集和制作符合法庭要求的书面证据存在许多困难。另一方面，开庭前和开庭初期是检察官团队工作最为吃重的时候，但最初只有向哲濬和秘书裘劭恒两人。向哲濬不得不于1946年回国招兵买马，随着高文彬、刘子健等人的加入，情况有所好转。1947年，倪征燠等检察顾问四人组也加入，在被告人个人辩护的反诘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

　　在证据方面，南京大屠杀是整个国际检察局都十分重视的重大战争暴行。1946年3月，向哲濬与美国检察官萨顿、莫罗等人（首席检察官季南随后也来华访问）在中国各地走访，寻得大量人证（国际安全区委员马吉、幸存者尚德义等）。他们中有些亲自到庭作证，有些写下宣誓口供书，为把南京大屠杀案办成“铁案”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高文彬在国际检察局档案室找到日军攻占南京后进行“百人斩”竞赛的新闻报道，将其发回国内，成为国民政府南京审判针对谷寿夫的重要证据。